马礼逊的《华英英华辞典》分为三部，其中在日本广为使用的是Part II：Vol. 1的《五车韵府》（1819年）和Part III的《英华字典》（1822年），依据《日本洋学编年史》（1965）记载，1830年“英国人马礼逊译汉文书下赠天文台译局”，这是日本现存的最早记录。 然而，由于日本人无法直接购买到原书，过去一直认为是通过唐船贸易从广州秘密带入，但日本所保留的中国船只携带书籍（唐船持渡书）的清单中没有该辞典的记录。 反而，1829年麦都思致伦敦会的信让我们重新考虑该辞典流入日本的途径，即经由巴达维亚航线的可能性。

一直以来，有关马礼逊辞典与日本的关系通常被引用的是《马礼逊回忆录》（1839），在该书的1828年11月部分，通过马礼逊信提到他自己的两套字典通过荷兰商人伯格尔（H. Bürger）带到了长崎，一套是给吉雄权之助的，另一套是给他自己的。 但这一记述在时间上明显与事实不符，我们根据新材料来确定其具体日期，并追溯马礼逊词典被吉雄权之助利用的情况。

美国传教士平文（James Curtis Hepburn，1815-1911）于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缔结后的第二年1859年来到日本，1867年在上海的美华书院出版了反映当时日语的和英英和辞典《和英语林集成》，并在横滨发行。 序文中记载的参考资料有天主教传教士的《日葡辞书》（1603-1604）和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在巴达维亚出版的English Japan ese and Japan 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1830）。 此后，还有再版（1872）、3版（1886），作为记录日语向近代转变的辞典直至现代也极受重视。 平文夫妇来日前的1841年，到达新加坡，在这里的英语学校一边教书一边行医，并会见了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校长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 之后，在签订南京条约的第二年1843年访问澳门后前往厦门。 在澳门与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娄理华（Walter Macon Lowrie，1819-1847）等传教士共同居住。 此后，虽然在厦门逗留，但由于妻子身体不适，不得不于1845年回国。

布朗于1863年所著的会话集（Coloquial Japanese）是以理雅各布（J. Legge，1815-1897）1841年所著的惯用句集（A Lexilogus of the English，Malay and Chinese Languages：Comprehending the Vernacular Idioms of the Last in the Hok-keen and Canton Dialects）为基础的。 布朗在信中曾提及自己1841年访问马六甲时协助编辑过这本惯用句集。

《新编天主实录》是由耶稣会士所撰写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也是最早在中国刊刻的天主教书籍。 作者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意大利人，生于那不勒斯，1572年加入耶稣会。 他万历七年（1579）到达澳门，开始跟从懂葡萄语的中国画家学习汉字和官话。 次年到达广州，此后活跃于广东省、浙江省、广西省，是最早定居中国内地的耶稣会士。 万历十六年（1588）从澳门踏上返回欧洲的旅程，1607年于意大利萨莱诺去世。

罗明坚在澳门时与戈麦斯（P.Pedro GOMES）神父共同编纂了教理书《公教要理》，后来请人帮助翻译为中文译本。 1584年，罗明坚在广东肇庆府时，在利玛窦和一位福建秀才的协助下对这部译本进行修订并刊刻出版。 该书最初刊刻时印刷了一千二百部，后来又增印了数千册。 根据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第二卷第四章的记载，该书出版后影响极大，不仅得到当地官员的赞赏和支持，而且还传播到传教士没有到达的地区。 罗明坚离开中国之后，利玛窦又编写出版了《天主实义》并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刊刻出版。 利玛窦认为罗明坚《天主实录》篇幅短小，内容不如《天主实义》丰富，而且还用类似“和尚”的名称称呼神父，已经不适合使用。 但是，实际上在传教过程中还有人利用该书，其证明之一是在罗明坚死后，后世的耶稣会士曾经将该书加以改订，于1638年前后刊刻出版，这就是现在被收录于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的《天主圣教实录》。 后世研究者利用的。

《天主实录》的编译与出版在天主教的中国传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上个世纪的相关研究基本都是利用中这部1638年改订版的《天主圣教实录》。 报告者认为，研究罗明坚的翻译与传教活动时，应该利用现存最早的版本《新编天主实录》，本次报告即对《新编天主实录》中的一些翻译问题进行探讨，期待与会学者的批评指正。

美国传教士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于1839年至1847年在中国、新加坡等地生活工作了8年，1859年到1879年为止在日本生活了近20年，这种经历在19世纪的西方传教士当中为数不多。其汉名多译为布朗，本文使用其在1847年出版的《致富新书》中的署名“鲍留云”。《致富新书》被认为是用于马礼逊纪念学校的一本介绍经济学的教材。该书在日本有两个版本，分别是翻刻版《致富新书》（1871年）和日译版《致富新论译解》（1875 年）。

乍看起来，《致富新书》与其他汉译西书一样，经历了从原书到翻刻版、再到日译版，从而逐渐扩大在日本的影响的过程。但是与其他西书完全不同的是，由于作者鲍留云身在日本，因此其本人极有可能参与了推动该书在日本的流通。这无疑是汉译西书在日本流传过程中的特例。

本文将在考察鲍留云在日本生活工作经历的基础上，梳理翻刻版、日译版的诞生及特征、相关人物，并试图通过还原鲍留云与以明六社成员为主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中村正直、西周、津田真道等的交往过程，分析《致富新书》在日传播中鲍留云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致富新书》的翻刻、日译以及鲍留云在明六社的演讲等历史事实，都为我们展现了明治初期东西文化交流、知识交流的生动画面。

日本近代啓蒙家西周早年留学荷兰莱顿大学，师从韦斯林学习法律、经济、统计等专业知识，回国后任开成所教授。 德川幕府倒台后，明治元年10月任德川家沼津兵校校长，明治3年9月出任新政府兵部省负责翻译局、学制局工作，同年11月开设私塾育英舍，系统讲授西方近代学术体系《百学连环》（encyclope诶ia）的知识。 狭间直树·宫原佳昭（2009）曾将《百学连环》讲义的译词整理成语料库，但未对《百学连环觉书》的术语进行整理。 《百学连环觉书》的术语虽然只是讲义的备注，但也有不少术语幷未出现在讲义正文，但这部分术语中的、类似「薬剤学」「病理学」「人种学」「兽医术」等术语在同时代摄入西方学术思想过程中同样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值得研究，本文正是对该部分术语进行的初步整理及考察结果。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中日两国之间交流增多，不少中国书画家前往日本游历，并以写字作画营利。 在这些书画家之中，以书法闻名的卫铸生于光绪四年（明治十一年，1878年）从上海来到日本，以后又两次到日本，在日本各地挥毫，获得了丰厚的收入。 光绪十五年（1889年），卫铸生经人介绍前往新加坡，与当地爱好诗文书画的华人往来唱和并参与当地诗会活动。 报告者多年前曾追踪卫铸生在日本的交往与文化活动，此次报告拟结合卫铸生在日本及中国国内的经历，对其在新加坡的活动进行分析，并由此个案观察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人在国际旅行中的种种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