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月宝：和谐双语：新加坡双语身份认同的路径探索

In a commentary, NIE Assoc Prof Aw Guat Poh discussed the bilingual identity of Singaporeans as Singapore marks its 60th year of independence this year. She mentioned that NIE has conducted several surveys on Singaporeans of different ages includi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hich showed that Singaporeans recognise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mother tongue and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mastering bilingualism. In addition, a study by the Singapore Centre for Chinese Language also found that the key factor affecting children's language learning is the nature of the activity, not the language itself.

今年，新加坡将迈入建国60年，60年等于一个甲子；这不仅是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一个反思与展望的时刻。

因着先天的多族群社会构成，多语多文化是新加坡社会环境的优势资产。因此，双重或多重语言认同是必然存在的现象，国人势必在不同的社会互动场域接触、碰撞、共生、会聚中形成多重语言身份认同，或不自觉，或自觉。诚如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所言：“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属于一个（或几个）种族，属于身体上某些特征与别人不同的一个群体。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脱离那种代代相传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信仰总体。”作为一个以“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的年轻移民国家，新加坡人的语言底座与众不同，也就是语言与文化资源丰富多元的社会环境。

笔者认为，新加坡双语能力的发展可总结为两个阶段：一是“异中求同”阶段，二是“同中存异”阶段。早期，因着先天的多族群移民结构，各族人民都局限于本族的小社群语言文化里。立国之初，发展各族群之间的社会共通语与经济语言自然是当务之急。来自殖民地背景，具有强大经济价值，但角色相对中立的英语因此脱颖而出，担任起任重道远的双重角色。各族母语则肩负起维系族群内部沟通语与传承文化的责任。50余年后，“英语优先、母语辅之”的双语政策成功实施，成绩斐然。如今，新加坡的双语人口高达74.3%（202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从普及性来看，绝大多数国人掌握不同程度的双语。此外，国立教育学院多个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国人，包括小学生的调查都显示，国人认同母语的重要性，也对掌握好双语持有积极态度。

双语教育实施多年以后，年轻人的英语明显优于母语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在能力背后的心态则更备受关注。简言之，新加坡人的语言身份认同是什么？单语？双语？

调查研究证明，英语不再只是停留于“沟通与发展”的工具价值，而跃升为年轻人的思考语言，更具备情感价值（Tan Yingying, 2014年）。有学者也开始讨论英语是否应该被视为新加坡人的新母语（刘宏，2021年）。与此同时，笔者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语言濒危六级指标，从语言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识别语言濒危情形初步推断，新加坡的华语介于4级：不安全（在所有语用场所部分小孩使用该语言，或在某些特定语用场所所有小孩都在使用该语言）与3级：濒危明显（该语言的大多数使用者为父辈或以上人员）之间。同样的，从语言的语用场所和语用功能角度识别语言濒危情形，新加坡的华语目前也介于4级：语言均势（在大多数社会场所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这些语言具备大多数语用功能，母语在公共场所很少使用）以及3级：语用场所萎缩（母语具备许多语用功能，主要在家庭场所使用，但官方语言开始向家庭场所渗透）之间。从单语角度视之，这些确实都是警钟。

笔者从观察得知，新加坡在讨论语言问题时存在一个盲点：在单语单文化的一元固化概念下，华语和英语被视为两种独立的存在，一个是井水，另一个是河水，井水永远不犯河水。然而，这种观念或许适用于单语单文化的民族国家，但却不一定适合像新加坡这样多元种族、多语多文化的移民社会。在这个族群平等、人口高度密集、沟通紧密的社会里，各族语言逐渐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本土语言现象：“新加坡英语”和“新加坡华语”。前者是世界英语的变体，后者则是大华语的语言变体。这些语言如泾河与渭河的交融，最初各有清浊之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无法泾渭分明。不管是新式英语还是新式华语，都富有本土色彩，各自承载新加坡人的文化与情感认同。

根据社会语言学者穆夫温（Mufwene，2002年，2017年）的语言生态模型理论，语言的演变是通过复杂的选择机制实现的。在一个社区中，不同的语言元素相互竞争，这种竞争受到生态环境多种因素的影响，决定哪些语言元素占据主导地位。语言作为一种复杂的系统，并没有中央权力控制其发展，而是通过使用者、语言变体及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塑造而成。个人的语言态度与习惯，主要受到三方面推力的影响：国家语言政策、社会用语环境，以及家庭背景、社交圈与日常活动。这些推力共同作用于语言输入，塑造个人的语言资源，最终反映在语言输出中。这一理论清晰地揭示语言演变的动态性，以及与社会文化生态的深刻关联，为理解新加坡语言变迁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也就是说，多语多文化是新加坡语言生态的本质特色，变化仅在于语言之间竞争的结果。如果继续纠结于单一的语言身份认同，显然是不现实的。新加坡2020年的人口普查首次突破单语概念，调查家庭中的第二常用语言。数据显示，华语是56.1%华人家庭的次用语，占比相当可观。这一发现标志着新加坡社会语言应用进入“同中存异”的第二阶段，开启崭新的语言应用模式。简言之，除非在正式、严肃的语用场合，本地日常语言已不再是单语状态。语码夹杂也不再是语言能力不足的表现，而是一种与身份认同相关的博语策略（Polylanguaging）。一项针对本地年轻人的调查显示，即便是双语能力相对平衡，华语能力较高的准教师，在日常对话中纯用华语的句子也只有30.37%（冯毓涵、胡月宝，2024年）。这种现象并非华语能力下降，而是本地年轻人灵活利用多语言资源的体现，是多语社会环境下的自然策略。

此外，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的一项研究还提出令人振奋的发现：影响幼儿语言学习的关键因素是活动性质，而非语言本身。孩子在参与游戏、听故事或阅读等活动时，会更主动学习语言，无论这些活动使用的是英语还是华语（李莉、张晓忆、郑迎江，2024年）。这些结果表明，新加坡的语言生态不仅需要政策引导，更需要从家庭、教育和社会层面推动语言使用的积极环境，为下一代构建更具平衡性和多样性的语言资源。

新局面、新契机、新挑战。未来新加坡人的语言应用，肯定不会只是单语，语言文化身份认同也必定是双语，而非单语；新加坡双语身份认同的理想模式，便是“族群语言（母语）+英文（包括口语意义上的新加坡英语）”的双语言认同。这一点共识是必要，也是重要的。

接下来，新加坡社会语言如何能“同”中存“异”？本地双语研究学者孙鹤博士倡导“和谐双语发展模式”，让儿童在涉及幼儿及家庭的语言接触情境中体验到的幸福感（DeHouwer, 2015年）。要能落实，年轻家长必须改变积极态度、消极行为（胡月宝，2015年）的双语态度，通过调整日常行为来平衡潜意识里“尚英抑华”的认知失调。

如何做到？我们首先必须平衡新加坡人的双语双文化身份认同，也就是新加坡人的共同语言文化与族群语言文化双层内核。依据语言文化习得的观点，家庭中使用的母语应该是新加坡人最先习得的、也应该是影响个体时间最长的语言。但是为什么存在母语的维持危机呢？笔者根据对于新加坡部分家长的访谈调查发现：家庭中具有双语教育背景的家长，与子女之间使用英语的频率远高于华语。

究其原因，这种现象正是由于年轻家长的双语身份观念缺失，以至于缺乏保存本族语的认识与自觉。因此，未来的家长教育重点，在于让他们视双语为宝贵的家庭与社会资产，进而培养儿童的双语双文化身份认同。举例来说，一位家长在孩子质疑为何须要学好双语时回应道：“因为你是新加坡人，所以你必须掌握双语。”这样的信念不仅明确语言学习的意义，还为家庭中双语的平衡使用提供动力。

诚如黄循财总理的前瞻性见解：“作为新加坡人，从来都不是减法，而是加法；不是变少，而是变多；不是限制和收缩，而是开放和扩大”（黄循财，2021年）。未来的双语发展方向并不悲观。只要双文化身份认同的地基打稳了，崭新、开放的双语之房就能拭目以待。

（作者是本地资深教育研究与教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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