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 用音乐美 助华文合唱团解困

今年1月，新声合唱团在位于大巴窑的战备军人协会俱乐部举办告别音乐会。他们找来曾经的团员，演唱了《小城故事》《葬花吟》等怀旧老歌，以纪念一起走过的47年。

新声合唱团脱胎于已故合唱指挥朱承安执教的义安工艺学院合唱团，很多学生毕业后依然有唱歌的热情，于是在校外成立新声合唱团。转眼间，那些意气风发、歌以咏志的文艺青年如今都已是两鬓斑白的老者，每周五聚在一起唱歌，是他们坚持大半生的生活习惯。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人行动不便，也有人陆续离开。尤其在疫情期间，我们停止活动三年，最后还活跃的成员不到20人。”新声合唱团秘书王永其说：“最大的挑战是很难吸引到年轻人加入。”而新声合唱团并非孤例，他们面对的困境，也是本地华文合唱生态的一个缩影。

新声合唱团今年1月举办告别音乐会，邀过往团员纪念一起走过的音乐岁月。

本地华校生对合唱有热忱

以一座城市的体量来说，新加坡有着超乎寻常之多的合唱团，尤其是像新声这样以演唱中文歌曲为主的合唱团，更是数不胜数。在新加坡合唱总会曾常年举办的新加坡合唱节、“滨海欢歌”等各类活动的特刊上，印有各校友会合唱团、会馆旗下合唱团，还有其他独立合唱团的名字多达二三十个。本地华文合唱团曾经的兴旺与辉煌，由此可见一斑。

已退休的国立教育学院视觉与表演艺术系主任蔡慧琨，1970年代曾加入星市合唱团，之后赴美国深造，一路考获声乐方向的音乐博士学位。他指出，新加坡华文合唱有特殊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也与教育体系的变革息息相关。

“合唱是新加坡早期教育体系中音乐教育的重要载体，当时的学校分为不同语言源流，即使用华语、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等语言为教学语言。而相对于读英校的学生，华校生对于合唱有更大的热忱。”蔡慧琨说：“从战后重新成为英殖民地到1959年取得自治，再到1965年建国，新加坡经历了相对动荡的政局。相对于英校生，华校生对于脱离殖民政府有更强烈的诉求，而合唱、戏剧、舞蹈等艺术形式，不失为一种软性斗争的方式。”

中文合唱歌曲自其发端就带有浓厚的革命性。最早一代学习西方乐理的中国作曲家如黄自、贺绿汀、刘雪庵，还有曾在新加坡接受小学教育的冼星海，都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救亡歌曲。后来移居本地执教并影响深远的合唱指挥，如李豪、田鸣恩等人，早年也都是武汉合唱团的核心骨干，曾在二战期间来到南洋巡演，为抗日募捐。

国立教育学院副教授蔡慧琨拥有声乐博士学位，常年活跃于本地合唱领域并培育师资。

“千人大合唱”盛况空前

“另一方面，在电视机普及之前，人们的文娱生活比较单调。不需要任何乐器，开口就能唱的合唱是深受喜爱的活动之一，很多人在会馆活动，成立合唱团。”蔡慧琨说：“收听电台是比较时兴的娱乐消遣，丽的呼声电台也有自己的合唱团，搞得有声有色。”

新加坡合唱总会会长李煜传最早就是参加丽的呼声歌咏队，从此走上合唱创作与指挥的道路。1980年，李煜传领导的艺术合唱团、以丽的呼声歌咏队为前身的星市音乐会合唱团、李豪合唱团、人协合唱团等11个单位，组成“十一合唱团”，作为合力推动本地合唱活动的开始。

首届以中文歌曲为主的合唱节于1994年举办，由于后来参加的合唱团逐年增加，1996年“十一合唱团”改名为“十五合唱团”，数年后又改名为“合唱协会”，并继续主办合唱节、亚洲歌曲比赛、新马声乐大奖赛、亚洲合唱交流大汇演等。2003年协会属下合唱团在滨海艺术中心主办盛大的“千人大合唱”，为本地合唱事业攀上另一个高峰。2010年“合唱协会”再改名为“合唱总会”。

2003年由合唱协会主办的千人大合唱，标志着本地合唱社群的兴旺。

老龄化之外的分歧

尽管“千人大合唱”的盛况空前，当时报章已有关于华文合唱团老龄化趋势的讨论。蔡慧琨认为，由于1970年代末期新加坡全面推广英文教育，一定程度上导致后来的学生掌握华文的能力减弱。在与合唱总会几位理事的访谈中，他们也普遍认为如今年轻一代的华语水平一落千丈，更对华文合唱兴趣平平。今年已91岁高龄的李煜传仍在坚持指挥艺术合唱团，团员多是退休人士，如此场面令人敬佩，也让人唏嘘。

本地合唱指挥桂乃舜则认为，在“语言代沟”的表面原因下，新旧合唱团在曲目风格和艺术追求上的分歧，才是更深层的原因。“老一辈华校生对合唱充满热情，但他们的曲目多是有时代背景的老歌、红歌，这对年轻一代是缺乏吸引力的。”桂乃舜说：“1988年教育部推行的合唱卓越计划（Choral Excellence Programme），让本地合唱教育进入专业化进程，也在曲目乃至文化上产生差异。”

桂乃舜介绍，早期学校合唱团多是唱一些大家喜欢的通俗歌曲，自娱娱人。而在合唱卓越计划下，学校合唱团引进专业合唱导师，以欧洲正统的声乐训练法和传统曲目教学。在老一辈华文合唱者的眼中，“新式教育”偏重于拔高难度，或过于追求在国际比赛上赢奖。合唱总会副会长王勇冰很好地概括了这种文化差异：“当我们唱华文歌曲的时候，唱的是一种精神，而在唱外文歌曲时，更多注重的是音乐本身。”

桂乃舜成立的“新加坡合唱艺术家”合唱团不拘一格，热爱演唱各种语言、文化的优秀作品。

桂乃舜2023年创办的“新加坡合唱艺术家”（Singapore Choral Artists），是以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中青年为主力的合唱团。他们会唱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歌，也会唱国外著名合唱作曲家如Whitacre、Part的当代曲目；能唱古拉丁文的圣咏，也能唱本地作曲家创作的方言作品。

桂乃舜认为，在新一代合唱爱好者眼中，作品的音乐美感是首要考量，文本语言则没那么重要。“只要是好作品，无论英文、马来文、中文还是日文，大家都爱唱。因此在传承与推动本地华文合唱的努力中，好作品应该扮演推动力量。”

他说：“早期的新加坡青年节艺术展汇演中，就有不少本地作曲家如梁荣平、潘耀田、董叶明、吴多才等作曲家为比赛创作兼具中华文化内涵和专业比赛水准的指定曲。只是后来出于种族平等的考量，大家都只唱英文歌了。近几年举办的青年节艺术展汇演有新规定，两首参赛曲目中须有一首非英文歌曲，而华文歌曲是最受欢迎的选项。”

吴多才是本地最早专注于合唱作品的作曲家之一，新加坡合唱艺术家最近表演了他以“霸王别姬”的故事背景创作的《大风歌》。吴多才最早创作的华文合唱曲《海南的回忆》也是由桂乃舜委约创作，这是一首用海南话演唱的歌曲，此外他还创作过客家话合唱曲《落水天》。

吴多才认为，华文教育的断层影响年轻一代对华文合唱曲子的欣赏能力，很难表达歌曲中的情感。

吴多才说：“对中华文化题材的创作兴趣是从小培养起来的。父亲常鼓励我多细读中国文学，领悟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情感及画面。无论是华语、福建话、广东话、海南话或其他方言，都离不开阴阳上去，押韵的美。这是中文跟欧洲语言最大的分别，要通过音乐发挥中文独特的语言魅力，就能让听众感受到诗词里头更深层次的内涵及魅力。”他认为，华文教育的断层的确影响年轻一代对华文合唱曲子的欣赏能力，很难表达歌曲中的情感。

对老龄化社会的积极意义

蔡慧琨说，在20年前关于华文合唱团后继无人的讨论中，有观点寄望于新移民群体。事实上，今年5月举办首个专场音乐会的秋韵合唱团和即将在今年8月举办首场音乐会的吾庐合唱团，都是以科教界和热爱文化的新移民为大部分成员的新团体。只不过，两团的多数成员也都在中年以上，作为退休或业余的兴趣活动，年轻一代并不是主要的受众。

去年8月成立的吾庐合唱团，大部分由新移民组成，即将在今年8月举行首场音乐会。

“现在的大环境已完全不同，网络媒体和现实生活中都有很多吸引眼球的事物，合唱不再是为数不多的文娱活动。”蔡慧琨说：“尽管如此，合唱依然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健康的社会意义，尤其是在乐龄社群中。”

新加坡将在2026年进入超老龄化社会，根据国际组织定义，那意味着每五个人有一人在65岁以上。蔡慧琨指出，合唱作为集体活动，为乐龄人士提供结识新朋友的社交平台，可以减少孤独感；音乐和歌唱也有助于提升情绪，减轻焦虑和抑郁；而参与合唱排练和表演，需要学习和记忆歌曲歌词，更有助于维持和锻炼认知功能，特别是记忆力和注意力。

“1988年我教的第一批合唱卓越计划下的学生当时才十七八岁，如今也快到了退休、儿女独立，可以找回自己兴趣爱好的年纪。”桂乃舜说：“他们更注重音乐本身，乐于尝试不同文化的作品，并且华文、英文水准都不错。在文化思维上，他们更亲近新加坡的本土创作，这是我所看到的未来本地乐龄合唱的前景。”